贾雷德·戴蒙德｜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国家危机

　　

个人以及国家经历危机，通过个人或国家做出有选择的改变，这些危机可能会成功得到解决，也可能无法解决。关于如何解决个人危机，我们可以找到大量的书籍和文章。解决个人危机得出的结论对于解决国家危机是否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国家危机又有哪些与个人危机不同的特征呢？

为了简明清晰地说明个人危机与国家危机之间的差异，我先讲两个故事。在我能够回忆起的最早的童年记忆中就有“椰树林夜总会大火”（Coconut Grove fire）这件事。发生“椰树林大火”的时候，我刚满5岁。1942年11月28日，波士顿一家名字叫“椰树林”的夜总会里挤满了人。突然间，在夜总会里发生大火，唯一的出口也被烟火堵住了。夜总会里有492人被活活烧死，或因吸入大量烟尘致死，或因踩踏而死。在波士顿的医院里，人特别多，拥挤不堪——到处都是大火造成的烧伤病人和危重病人。除此之外，还有因火灾而产生心理上和精神上病痛的患者：罹难者的亲属们在精神上备受煎熬，想着他们的丈夫、妻子、孩子或者兄弟姐妹的惨死，不禁悲痛欲绝；火灾的幸存者们则受到了巨大的精神创伤，内心充满负罪感，因为他们自己还活着，而曾经跟他们一起在“椰树林”夜总会里的那几百号人却都死去了。那天夜里直到22点15分，所有在“椰树林”夜总会的人都还安然无恙，正在欢度感恩节的周末，观看橄榄球比赛，享受战时的假日。而到了23点，在“椰树林”夜总会里的大多数受害者已经死去，这一刻注定成为逝者亲人的人生转折点。亲人们失去了他们生命中至关重要的成员，他们的生活被打乱了，他们的人生轨迹发生了转折。他们自己还活着，而他们心爱的人已经死去，这些想法令他们产生负罪感。他们不再相信这个世界是公平的。在这些罹难者的亲属和这场火灾的幸存者中间，有一些人终生处于精神创伤的煎熬之中而无法自拔，或者遭受着身体残疾带来的痛苦，有的人甚至选择了自杀。然而，大多数失去亲人的亲属和火灾的幸存者在经历了最初数周因无法接受失去亲人的现实而痛苦万分之后，开始了漫长的恢复过程：重新审视生存的价值，重新规划他们的生活，他们逐渐发现，生活并不是被彻底摧毁了。他们中的许多人再次结婚。尽管如此，甚至对于那些身心都恢复得最好的人们来说，他们在“椰树林夜总会大火”事件过去几十年之后形成的身份当中依然摆脱不掉它所带来的心理阴影，而危机之前的身份则不复存在。

这是个人危机的一个极端案例。现在，再来说说国家危机的一个案例。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生活在英国。当时，英国正在经历着一种缓慢的国家危机。其实在那个时候，无论是我还是我的英国朋友们都还没有充分意识到危机正在形成。那个时候，英国在科学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拥有丰富的文化历史，而且是显得傲慢的、具有英国特色的文化历史；英国当时依然享受着财富、帝国以及主宰世界的泽慧。遗憾的是，英国也开始出现了经济疲软现象，曾经的大英帝国逐渐瓦解，失去了霸权地位，在欧洲的主导角色受到冲击，长久以来的阶级差异问题仍未得到解决，移民潮问题又接踵而至。1956年至1961年间，英国国内外的各种矛盾到了最为严峻的关头：英国报废了所有剩余的战舰，经历了本国第一次种族骚乱；同时，在苏伊士运河危机过程中，英国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已经完全丧失了作为世界强国独立采取行动的能力。这些冲击引发了英国人民和政治家关于英国身份和角色的激烈争论。50年后的今天，英国的自我形象就是一个新自我和旧自我的拼合体。英国摆脱了帝国的局囿，加入欧盟，成为一个较为宽容的多民族社会，实施福利国家制度，并通过由政府开办教学质量上乘的学校来减少阶级差异。虽然现在的英国依然属于富裕国家，但它却再也没有重新获得它的世界海上霸权地位和世界经济的主导地位。尽管如此，英国依然实行君主立宪制下的议会民主制度，在科学技术方面依然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同时，英国依然保留自己的货币——英镑，而没有使用欧元。

这两个故事勾勒出这一章的主题。危机以及改革的压力摆在人民面前，摆在各级各类团体面前，从个人到整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出现危机可能有各种情况。危机可能源自外部压力，诸如被配偶抛弃或者丧偶，或者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威胁。危机也可能源自内部压力，诸如发现自己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生变化，或者一个国家的经济发生改变。要想成功应对这些源自外部的压力和源自内部的压力，需要做出选择性的改变。国家和个人都需要做出这样的选择。

就危机而言，以上提到的是个人和国家之间相似的地方。但是，二者之间还是存在着明显的不同。比如说，个人危机常常能够很快得到解决。国家危机牵涉到包括领导权、集体制定决策等问题，这些都不会出现在个人身上。而且，国家危机还可能会涉及暴力革命或者和平演变。

让我们先来谈谈个人危机。在我们的一生中，绝大多数人都会经历至少一次严重的个人危机，也就是说，在某个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自己面临着一个挑战，而我们采用惯常的办法却难以应对它，我们对自己的身份、核心价值和世界观都产生怀疑。对于我们大多数人而言，个人危机一般不会像“椰树林夜总会大火”事件那样，出现在报纸的头条，但是，对于当事者来说，这种危机犹如天崩地裂。最为普通的个人危机主要是人际关系问题，如夫妻离婚或者亲密关系破裂。另外一些造成个人危机的常见原因有：亲人或爱人离世；由于自己或者亲人、爱人被确诊得了严重疾病而对未来产生怀疑，对世界的公道性提出质疑；工作上出现的一些事情，如被解雇或者退休；主要经济来源受到阻滞；或者是中年危机，认为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时光已经逝去，还要在余生中努力奋斗来继续实现自我价值。

我们都很清楚，每个人经历的个人危机不一样，其结局也各不一样。在最理想的情况下，人们成功地接受了新的价值观，以更加强势的状态出现。最坏的情况是，人们彻底崩溃，找不到任何应对现状的新出路，甚至自杀。

心理咨询师或者心理治疗师要如何应对一位正在经历着个人危机的人呢？长期心理咨询或心理治疗这种传统的方法侧重慢性问题，很显然不适合处理个人危机问题，因为传统方法太过缓慢。相反，危机心理治疗必须侧重迅速出现在眼前的危机本身。“椰树林夜总会大火”事件之后，火灾的幸存者们及亲属们的心理伤害远未结束，波士顿的心理治疗师和心理咨询师们被患者们反映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所困扰。也正是在这样一种需求之下，危机心理治疗方法才初具雏形。随着时间的推移，危机心理治疗渐臻完善，形成了危机急性期六周疗程，每周一次，每次一小时。这六周恰好是一个危机持续时间最严重的阶段。

当一个人一开始陷入危机之中的时候，常常会有一种无助的感觉，觉得事事都不如人意。因此，心理治疗的第一步骤就是克服这种无助感，专业上称之为“建起围墙”（building a fence）。这一术语的意思是，挑出的确做错了的具体事情。这样，人们才能够说：“在围墙里面的事情才是出现在我生活中的特殊问题，但是，在围墙外面的所有事情都是正常的。”随后，人们便可以开始一个选择性改变的过程，来处理围墙里面那些特殊问题。只有这样做才是行之有效的，因为人们往往以为需要做出彻底的改变，并因此而感到无助，但是，彻底改变是做不到的。

危机心理治疗师们已经意识到，有一些预测因素，预示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有可能成功战胜危机。这些因素包括：

·性格的灵活性特征，而不是刚愎死板；

·某种被称作“自我力量”（ego strength）的概念，与自信相关；

·由于过去曾经成功地做出选择性的改变而产生的特定的自信心；

·一个人在成长阶段是否享有自己做出选择的自由；

·拥有选择的自由，不受严重的现实问题所限制，如金钱和身体问题；

·对不乐观的前景以及对失败有忍受能力，因为一个人首次尝试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不一定就会成功；

·有堪称楷模的朋友——曾经历过并成功走出阴影，从他们身上学到如何解决自己的问题；

·来自朋友的精神和物资方面的支持。

现在，让我们把话题转到国家危机上，我先来举一个例子。在1868年至1912年日本明治维新时代，日本的发展堪称是一个成功进行巨大选择性变化的现代精彩案例。1853年，美国军舰在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的率领下抵达日本，引发了日本的危机。佩里要求签署一纸条约，终止日本几个世纪以来采取的闭关锁国政策。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西方的军舰对日本港口进行狂轰滥炸。对于日本人来说，外部的威胁意味着统治日本的军事首领——幕府将军——难以保护日本免受西方的侵略。日本面临着中国刚刚遭受的厄运——军事上惨败，被迫签署耻辱条约。因此，一群年轻的日本改革派推翻了幕府将军的统治，恢复了名义上的帝制，明治登基成为年轻的天皇，开始实施紧急改良方案，宗旨是使日本在军事和政治方面赶上西方。

随之而来的变化是巨大的，但却是有所选择的。日本废除了封建制度，解除了日本武士的私人武装，摒弃了复杂的等级制度。日本实行了全民教育，确定了国旗，实行公务员考试，建立了内阁负责的立宪政体，启动工业化进程，兴建铁路，建设电讯网，安装煤气路灯，发展训练有素的军队，实行普遍兵役制，允许土地私有，以及引进西方的音乐和戏剧。日本大规模借鉴和学习西方，在各个领域寻找最有成效同时也是与日本价值观最为兼容的西方模式。例如，在明治维新时期，欧洲国家当中，英国和德国分别拥有实力雄厚的海军和陆军，所以，日本海军在英国的帮助下重建，而日本的陆军则是在德国的帮助下重建的。日本的新宪法仿照德国的宪法，而不是美国的宪法，因为德国宪法以强有力的皇帝形象为基础，与日本的传统相符合。日本的刑法法典以法国刑法法典为模板，商法法典则是以德国商法法典为蓝本。日本的全民教育制度虽然仿照西方的教育模式，但它的最终目的是向日本民众灌输日本的文化价值观。在进行这些巨大变革的同时，许多日本传统被保留下来，诸如效忠天皇，对天皇的神圣崇拜，信仰神道教、儒教，保持孝道传统，保留日本文字体系而不是采用西方的字母形式。这些例子不一而足，使得今天的日本成为发达国家中最具独特性的社会。

从1874年开始一直到1914年，日本实施海外军事扩张计划。这一计划显现出日本的野心，但同时可以看出这一计划是在可实现的范畴。日本恰到好处地借鉴了欧洲的模式以为己用，同时保持其现实可行性。当时的日本决策者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做到这些，一个关键的因素是，被送往欧洲国家留学的年轻日本维新派们回到日本以后受到委任，负责其学有所长的职能部门。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历史对于我们具有启发意义。在危机心理治疗师们看来，从日本明治时期的国家变革中可以找到至少六个因素，对于成功地改变个人至关重要。这六点因素包括：

·首要一点，建起围墙：许多日本当权者意识到，有些方面必须做出改变，但同时，他们也坚信，日本并不打算全盘接受西方模式。

·第二点是，日本坚定不移地保留一些自己的核心价值，如效忠神圣天皇，恪守日本的文化价值。

·第三点是，在成功的背后，体现出日本人自强不息的力量，一种对日本的独特性和优越感的信心。

·第四点是，日本愿意学习西方的教育模式、政府建构、工业化、陆军、海军，以及其他方面。

·第五点是，美国、英国、法国以及德国给予日本很大支持，诸如接受、教导以及训练日本海外使团。

·最后一点是，日本作为一个岛屿国家，拥有相当大的选择自由，因为日本并没有因为与邻国共有陆地边界而受到束缚，日本的邻国中没有一个与之共有陆地边界。

这是一个成功解决国家危机的案例。我们还可以想到许多案例，说明国家面临危机后，是如何不同程度地解决危机的。比如：

·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着手处理经济衰退、社会不满以及大英帝国的终结等问题。

·意大利在其复兴运动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努力处理出现的各种问题。

·德国在1848年、1870年和1968年，一直致力于处理国家统一和重新统一的问题。

·法国发生暴乱，促成戴高乐在1958年上台。

·澳大利亚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逐渐脱离了英国的束缚，减弱了对英国的认同，并且，在国内结束了“白澳政策”。

·美国在1933年的总统选举中，罗斯福当选总统，当时的美国正处在经济危机最为严重的时期，随后便发生了珍珠港事件。

·智利在阿连德总统和皮诺切特将军掌权时期的政局动荡等问题。

这些国家危机的表现各不一样，存在着极其明显的差异：

·1848年发生在德国、1848年以及1966年发生在印度尼西亚的危机引发了暴力革命，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在英国或澳大利亚的危机则并没有引发暴力革命。

·有时，发生国家危机的导火索源自外部。就日本而言，发生危机的起因源于海军准将佩里的访问，而澳大利亚的危机则是由于英国的军事和商业援助逐渐减少。

·但是，有时发生国家危机的诱因来自内部。英国工党于1945年掌权，社会改革的需求成为英国发生危机的一个内部诱因；而在20世纪60年代的西德，学生抗议活动使得危机达到顶点，社会民主党在德国战后首次获得了总理的位置。

·无论结果如何，一位卓越的领导者总会在危机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19世纪50年代加富尔统治下的意大利，19世纪60年代俾斯麦统治下的德国，1972年后在皮诺切特将军统治下的智利，以及自1965年开始在苏哈托统治下的印度尼西亚。

·但是，在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没有出现独具权威的主导人物；在英国，1945年至1979年处于多变时期，也没有出现类似的人物。

·在1945年的英国以及在高夫·惠特拉姆（Gough Whitlam）短期担任总理的澳大利亚，发生了涉及范围广泛、观点统一的变化。除此之外，发生在这两个国家的变化都是零打碎敲的，并没有以统一的认识为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从处理1940年军事危机的成功经验中受益，而独立后的印度尼西亚却没有领导民族政府的经验。

·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作为一个没有陆地边界邻国的岛国，拥有相当大的行动自由。

·美国在1932年和1941年的危机期间也拥有足够的行动自由，疆域的东西两边分别都有海洋，南北两边则是人口数量不多的邻国。

·但是，德国与十几个国家为邻，其中不乏实力雄厚的邻国。其结果是，德国自1848年以来每次遭遇危机的时候都受到严重的束缚。意大利亦是如此，受制于多个邻国。

所以，国家危机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差异性。

现在，让我们应用这一框架来谈谈美国越来越多的问题。大多数美国人会说，我们现在没有处于危机状态。但是，美国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警示性迹象。

我再强调一下我的观点，我并不想抨击美国，说美国在各个方面都正在走下坡路，而中国则势必成为下一个世界强国。其实，中国面临着比美国更为严重的问题。美国享有巨大的优势：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以及世界大国中最高的人均国民收入。

美国的人口数量居世界第三位。世界人口数量居第一位的是中国，第二位的是印度，第四位的是印度尼西亚，这三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均远远低于美国，因而其经济规模也比美国小得多。地理赐予美国最丰厚的不动产：美国本土的48个州全部地处北温带，属于农业物产丰富地带，并且从公共卫生角度来看又是最安全的地带；美国拥有肥沃的土地，泽益于不停的冰川运动而形成；美国大部分地区拥有适度的降雨量；美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以及可通航的河流，保证了廉价的海运。美国还拥有悠久的、从未间断的民主历史，正如如温斯顿·丘吉尔所言：尽管民主有诸多缺点，但是排除了我们在不同时期已经尝试过的所有可选择的政府形式之后，民主才是最差劲的政府形式。美国实行的联邦制允许有50种不同的实践，以便从中找出哪些形式是最有成效的。美国始终对军队实施政治控制。按照世界标准，美国政治腐败相对低。美国还有人力资本投资的历史。

也就是说，美国享有许多巨大的优势。但是，国家会浪费其优势，就像阿根廷那样。有迹象表明，今天的美国可能正在浪费其优势。这些迹象中最为引人关注的是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相互关联，正在导致美国民主走向衰退——但是，民主一直是美国的历史优势之一。

这四项具有警示意义的迹象之一是日益严重的政治妥协，特别是在最近这十年。尤为明显的表现是，联邦政府处于僵局状态。在近些年的国会当中，2013年的国会通过的法律是任何一届国会中最少的。让人莫名其妙的是，为什么美国比其他民主国家在政治妥协方面经历更快的衰退。推测其原因，包括电视机和因特网以及手机短信的普及，导致人们之间面对面的交流缺失；发达的航空交通工具让国会议员们可以在周末回到各自家乡所在的那个州，而不是留在华盛顿，像从前一样进行相互之间的社会交往；我们现在的趋势是通过电视这个意识形态的壁龛来获取信息。但是，所有这些交流方式也为欧洲、加拿大、日本和澳大利亚所接受。由此，我们就更不明白，为什么美国的政治妥协表现得尤为严重？这仍然是一个谜。

有关美国民主衰弱的第二个迹象是在选举方面。选举是任何民主形式的起始点。党派控制着地方和州政府，不断提高选举注册障碍，目的是拒绝那些很有可能把选票投给另一个党的选民们参加选举。在那些的确通过了注册可以参加投票的美国公民中，参加投票的人数比率要比其他民主国家低，甚至只有60%有选举权的选民参加总统选举。在我居住的洛杉矶这座城市中，只有20%的有选举权的选民参加了最近一次的市长选举。事实上，没有哪一个民主国家的竞选活动能与美国这种不间断的竞选活动相比，由于美国的候选人有大笔资金支撑昂贵的竞选，公民得到的竞选信息扭曲不实。

造成美国民主衰落的第三个迹象是美国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并且这种不平等现象日益加剧。美国人把美国想象成具有无限机遇的土地。在这里，人们只要有能力，都能够改变贫穷面貌，变得富有。不幸的是，美国人所珍视的这一信念与事实恰恰相反：在美国，社会经济流动性比任何其他民主国家都低下；并且，在美国，父辈和子辈在收入上的相关联性也比其他民主国家强。造成这一现状的部分原因是我们的公共教育制度的恶化。这就意味着，我们大部分人力资本没有得到应有的开发。作为投资来说，这是糟糕的；同时还增加了风险，使得那些沮丧的人清楚地意识到，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子女不会有什么机遇来改善他们的生活，转而引起骚乱。我在洛杉矶生活的几十年中，就发生了两次大规模骚乱。

美国民主衰落的最后一个迹象是，我们现在的政府为公益目的做出的投资不足，不仅包括公共教育，还包括基础设施、科学、技术以及非军用设备的研究和发展。与这些方面的不足相反，美国支出的政府税收当中，有极高的份额并不属于有益于未来的投资：我们的监狱体系侧重监禁和惩罚，而不是教育改造；我们的医疗保健开支并不是以改善美国人民的身体健康状况为目的，结果是使得美国人民的健康指标比任何主要的民主国家都低；我们的军备开支可以算作投资，但有一点人民还是要问，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付出巨额资金来保障欧盟、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军事安全，而不是让这些国家付出它们自己应该付出的份额。

上面谈到的这四个迹象构成了美国将要面临的危机。对于这些问题，我的框架分析能给出哪些切实可行的建议，有助于我们卓有成效地应对正在形成的危机吗？根据我的分析，我认为成功战胜危机的因素有：美国人民的自强以及认为美利坚合众国为最优秀的信念；我们的灵活性——表现在现代核心价值观发生巨大变化时期我们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的角色，对待种族平等、性别平等的问题。并且，因为美国的疆域两边靠海，另两面与人口数量不大的国家接壤，我们拥有更大的选择余地；相反，欧洲国家以及日本都与强国为邻，所以它们的选择受到限制。

不过，我的分析还包括一些不利的因素，这些因素可能会让人怀疑美国能否解决自身的问题。其中之一便是，我们相信美国是独一无二的——也就是说，美国人认为美国没有什么可从其他国家学习的，因此，美国人从不去看邻国加拿大以及欧洲诸国如何成功地处理监狱体系问题、医疗保健问题和教育问题。它们的解决方案比美国目前采取的措施更加有效。第二个让我们悲观的因素是，美国几乎从未经历过挫折和失败；相反，英国、德国和日本则有过这方面的经验。

简言之，我不知道美国人会不会继续挥霍优势，是否会决定回到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上，像日本明治维新时代那样直面问题、解决问题。

最后，全世界都面临着什么问题？有三个问题非常突出。

全球问题之一就是，在现今这个全球一体化的世界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日益加剧。过去，只要有海洋为富裕的国家提供庇护，防御所有这些贫穷的国家，美国和欧洲国家就不用担心来自贫穷国家那些绝望的穷人的危险。但是，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世界，2001年9月11日发生的“9·11事件”很清楚地说明，那些生活在贫穷国家里的绝望了的穷人有办法将他们的愤怒和挫败感发泄在富裕国家的国民身上，或者使用暴力手段，或者无休无止地移民。

第二个世界性的问题是，环境资源日益减少，环境灾害逐渐扩散，而资源日益缩减，特别是鱼类、森林、表层土和饮用水。

第三个世界性的问题是全球气候变化，需要全世界共同采取行动。这一问题经常被错误地认为是全球变暖，但是，气候变化远不止全球变暖，它导致了极端气候、风暴、海洋酸化、海平面升高以及其他由于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后果。

亦如美国所面临的问题，世界所面临的问题让我们有理由既感到悲观同时也不乏乐观。一个重要的令人感到悲观的理由是，这个世界缺少卓有成效的世界政府、世界性决策和全球问题管理的框架。另一方面，一个谨慎乐观的理由是，经济财富和权力集中在极少数的几个国家。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国家就占了世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41%。五个国家或实体——美国、中国、印度、欧盟和日本——占据世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60%。这就是说，即使没有卓有成效的世界政府机构，只要美国、中国、印度、日本和欧盟这五方达成协议，许多事情都可以实现。这些国家和实体可以通过税收壁垒向占另外40%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国家施加压力。

最终，关键还是在于世界领导者和公民将做出什么样的决定。

来源：《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